“高教授太厉害了，自从他来到激光教研室，好像一个分界线，我们这些跟着参加实验的人，水平一下子就提高了一步。”好友丁金星在谈起高伯龙初到实验室的贡献时，笑容满面。

1970年，学校前身哈军工迁往长沙。南迁后第二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将两张写着激光陀螺大致原理的小纸片交给学校。

1975年，高伯龙加入激光陀螺研究室。当时，由于我国在国际上遭受技术封锁，研发进展并不顺利，核心技术迟迟未能取得突破。在全国十几家单位多番尝试后都被迫放弃的情况下，高伯龙下定决心向这一难题发起冲锋。

他废寝忘食地广泛阅读国内外相关文献，带领团队在食堂改建的破旧狭小实验室中改制仪器；听说大理石膨胀率低，年过半百的高伯龙推着板车就去了工地，一车车大理石废料成了他“淬火”的材料。

1978年，高伯龙率领课题组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代激光陀螺实验室原理样机。这一成果解决了大量理论和技术问题, 为进一步研制、生产激光陀螺奠定了基础。

但把原理样机转变为实验室样机，是向使用化迈进的重要阶段之一，高伯龙带领团队在研制成功原理样机后，又马不停蹄地转入实验室样机的研制工作。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完成转变，其面临的创新问题如大象吃天无从下口。这一过渡阶段，需要解决镀膜及其相关的一系列技术与工艺难题，以我国当时的设备和工艺水平，要想迈过这些“沟沟坎坎”难上加难。

走别人没走过的路，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底有多难。

当时手工打磨一个激光环形器上的小孔，就需要半个多月时间；一项关键技术难题，徘徊了一年多才找到解决方法；缺少激光高精度检测设备，他们就自己动手造……

最艰难的时候，他每天在实验室的工作时间超过15个小时，加班时长多达1500小时，凭着这股拼劲，高伯龙率领团队，终于攻克了镀膜这一技术难题。

从物理原理到技术路线、从原理样机到实验样机，一道道难关被攻克，一个个设备和器件被研制，高伯龙瞄准激光陀螺这一世界难题，30年终于磨一剑，40余年终于做大做强，填补了一项国家空白，为我军信息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