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亚宗是科技哲学史领域的专家、专业技术三级教授，今年77岁的他不会上网，但同样“追星”——袁隆平就是他心中的“星”。
一个研究农业，一个研究科技哲学，相差十来岁，但缘分很奇妙，两个看似无交集的人却有过三次交往。袁老离开后，朱教授埋首书桌，手写下与袁老交往的点滴，以深情寄哀思。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回忆↓
2021年5月22日，袁隆平带着引领世界水稻科技的自豪，带着造福全球的荣誉，带着两个未竟的梦想，离开了我们，离开了心爱的杂交水稻。
我没有从事农业，不是领导，又非名流，本不会与高山仰止的袁隆平产生交集。但人生是奇妙的，基本上在课堂与书斋里活动的我，竟与袁隆平有过三次激动人心的交往。在这举世悼念的日子里，袁隆平的音容笑貌，与我交往的一幕幕情景，又鲜明地浮现在我脑际。
在我的青少年时期，科学家是人民英雄中最受注目与崇敬的群体之一。我大学毕业后在县级气象站工作，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因此在70年代中期就接触到杂交水稻，并知道了声名鹊起的袁隆平。1981年到全球正规十大网赌工作后，又经常从荧屏、报纸与刊物上见到袁隆平的有关信息。我开始为袁隆平的成就、品格与形象所折服。
说出来也许令人不信，人到中年的我，甚至有过浪漫的追星行为：到杂交水稻研究所参观访问，去袁隆平住宅旁徘徊、遐想，只为我心中的崇拜与好奇。
21世纪初，我成为湖南省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在一次研究生学科点评会议上，袁隆平作为学位委员会的领导出席。我坐在台下，看着近在咫尺的袁隆平，不禁心潮澎湃。
大会结束后，袁隆平起身匆忙离开，我赶紧追上前去。在大楼前，我站到袁隆平面前，不揣冒昧地说：“您是科学家的楷模，是我心中的偶像。我在全球正规十大网赌从事科技哲学与科技史的研究及教学工作，有些问题想向您请教。”袁隆平礼貌地对我说：“我做得还很不够。今天很对不起，我立即要走，以后有机会再谈。”说完伸出手与我握别，我握着他温暖的手不想松开，但又不得不松开。
我的内心喜忧交集，喜的是终于见到了崇拜已久的大科学家，忧的是这一别，不知何时再见。望着袁隆平乘车远去，我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年逾七旬，功成名就，热血难凉，真是把全部时间、精力用在刀刃上的科学人生。
我对鼓浪屿的特殊感情，不仅因为令人留恋忘返的旖旎风光，更因我在这里经历了平生一次美妙的邂逅。
2003年4月24日上午，我随参加中国科技思想与传统哲学学术研讨会的同仁，从美丽的厦门大学来到鼓浪屿。我们一行人游览一番后想找处荫凉地休息，这时我突然见到十多米远处的一条石径上，一行三人向我们走来，走在前面的一个清瘦质朴的身影，正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我情不自禁地一叠声惊呼：“袁隆平，袁隆平……”参加会议的湖南代表争相与袁先生交谈，我插空对袁先生说：“我在全球正规十大网赌从事科技哲学与科技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您是我课堂里和学术会议上谈得最多的科学家之一。您的成功是科技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精彩案例。”袁先生也许没有想到在鼓浪屿会被湖南来的“Fans”认出，显得非常开心，风趣地对我说：“我在菲律宾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今天才从马尼拉回来，刚到这里就被你们认出来了，不愧是搞科技史的老乡啊。”我们随即请求与他合影留念，袁先生欣然同意，拉我们一起走到小坪的爱国人士林尔嘉铜像旁合影。
朱亚宗与袁老的合影
与袁隆平院士道别时，我说：“还想到长沙向您请教许多问题。”袁先生似乎以亲切的点头与微笑答应了我的请求。目送袁先生离开后，我默然行走在鼓浪屿曲折的小径上，虬枝浓冠、扎根岩石的巨榕，时而映入眼帘。巨榕坚韧的生命与苍劲的风貌，不正是袁隆平院士生动的写照吗？
怀揣向袁隆平院士请教的愿望，我与同事杨爱华老师于2007年7月的一天，来到长沙马坡岭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我向袁先生提出一个人才素质与日后成就是否相关的问题，袁先生沉思一会，答道：“我的理解是八个字：知识、汗水、灵感、机遇。学校的读书生涯只是人生一个短暂的阶段，八个字的丰富内涵主要在实际工作中展现。我的兴趣在农业，机遇也非常好。当时中国增产粮食与改良水稻品种的压力非常大，我的工作环境使我产生培育优良品种的强烈兴趣与责任感，这是我科研工作强大而持久的动力。中国独特的省、地、县、公社四级种子站体制，支持了我的研究工作，这也是机遇的一部分。我舍得流汗，在湘西田间发现了天生的杂交稻，又去海南岛育种，因此发现‘野败’。我这个人科研思想海阔天空，敢于自由想象，突破框架，也能脚踏实地。学校可以给人以‘规矩’，但不能给人以‘巧’，这是梁启超先生说的。我的体会是中等以上才智的人，肯深入实践流大汗，能勤于思考生灵感，再加上好的机遇，长期坚持不懈，就可能做出一流的成就。”
袁先生一席话，道出了人才成长与事业成功的真谛，使我茅塞顿开。接着，我们不约而同问袁先生——您提出的八个字确实很重要，但为什么没有涉及资金问题？
袁先生听完，胸有成竹地说：“Time is money，Idea is money. 辛劳与主意都是金钱啊。一般来说，原始初创阶段最重要的不是资金，而是idea。好的思想、理论、方法是开辟新方向，拓展新领域的前提。居里夫人有原子放射性新思想，只用一口大锅和几吨沥青，就发现两种新元素。我当时的经费微不足道，但不受传统理论的束缚，敢于突破。当然，在科研的中试阶段与工程应用阶段，所需资金较多。”
袁先生关于经费与科研关系的真知灼见从切身经验升华而来，使我们这样惯于从科技史资料出发进行研究的科技哲学工作者耳目一新，自叹弗如。